近日，一起由高利貸糾紛引發的案件引起社會高度關注，在情與法的爭論之外，也折射出當前中小企業所面臨的融資困境。

這幾年來，盡管中央三令五申推動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多個部門也頻頻出臺文件推動降低企業融資成本，但這仍是當下不少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難以邁過去的坎兒。要破解融資難怪圈，不僅需要政府層面優化兼顧各方合理訴求的制度安排，更需要企業、金融機構等切實推動自身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有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北方某省省會有家小微企業，因為資金周轉問題臨時需要錢來“搭橋”，金額大約50萬元。就是這樣一筆不算巨額的資金，卻無論如何找不到肯貸款的銀行。企業負責人表示，因為企業缺乏銀行認可的抵押物，只能找有關方來出面擔保。結果是保險公司不愿擔保，愿意擔保的行業商會又得不到銀行的認可，“各種申請表填了一堆，沒有一張批準的”。

企業有企業的無奈，銀行也有銀行的難處。由于近幾年實體經濟面臨轉型壓力，企業貸款違約情況增多，國內商業銀行不良貸款考核標準日益趨緊。一旦發生不良貸款，業務員、信貸審批員、高管都會受到嚴厲處罰。有銀行從業人員說，“現在銀行貸款終身負責，對從業人員而言，盡可能地提升放貸標準是相對安全的辦法”。因此，盡管各級部門層層推動解決企業融資難問題，盡管有些銀行推出對中小企業放貸額的達標標準，但落到具體辦事人員身上時，能否及時足額收回貸款仍是他們最關鍵的考慮因素。

銀行有錢卻慎貸惜貸，企業缺錢但融不到資。這樣的惡性循環一旦形成，就容易助推資本脫實向虛，進而引發金融風險以及高利貸、非法集資等一系列問題。數據顯示，2016年末我國M2（廣義貨幣供應量）余額155.01萬億元，同比增長11.3%。全國主要金融機構（含外資）房地產貸款余額為26.7萬億元，同比增長27%，房地產貸款余額占各項貸款余額的25%；新增房地產貸款5.7萬億元，同比多增2萬億元，占各項貸款新增額的44.8%。蛋糕就那么大，無非是彼漲此消，這樣的數據已經能夠說明問題。

如此看來，一城一地的政策調整只是治標，融資難的破解，必須與中央“三去一降一補”任務相結合，企業、金融機構和政府有關部門都需要切實推動自身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對企業而言，關鍵在于如何在既有條件下提升盈利能力。這不僅需要采取合理安排資產負債機構、降低杠桿率、完善財務制度和治理體制等措施，也需要更加迅速地適應政策導向和市場需求的變化，對企業的經營作出調整，通過不斷增強市場競爭力來提升盈利能力。

對銀行而言，需要切實從體制機制上梳理對中小企業融資的難點和梗阻點，通過產品創新、流程再造、改善服務等方式來完善中小企業貸款的業務，找到兼顧自身風險與更好地服務企業客戶的平衡點。

對政府監管部門而言，需要建立起兼顧企業、銀行等各方面合理訴求的制度安排，加快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和法律法規建設。在切實推動銀行、企業防風險、降杠桿的同時，積極為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和銀行之間牽線搭橋。此外，有關方面也需要進一步幫助中小企業拓寬直接融資渠道，穩步推進地方民營銀行等中小金融機構建設。

      健康的金融，仿佛是不停流動的活水。在市場條件下，用人力來主導流向只能平衡一時，而且還要付出一定代價；只有地勢的高低，才是水流的決定性因素。說到底，提高企業的盈利能力，降低盈利壓力，是破解融資難的根本。密切跟蹤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變化，綜合運用多種政策工具組合，切實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能不斷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為促進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創造好的金融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