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我國的經濟增長在前三個季度運行總體平穩，充分契合了高層關于經濟增長呈現L型態勢的判斷，四季度小幅回升至6.8％，整體呈現了企穩并小幅改善的態勢。從市場景氣以及領先指標看，微觀主體確實已經度過了最悲觀的時刻，但是，私人部門的資本形成預期仍然偏弱。

在經濟向好的過程中，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一是政府主導投資對沖了私人投資的相對不足；二是房地產市場對經濟增長貢獻明顯提高；三是消費部門整體呈現穩定態勢，特別是住房和汽車需求增長使得消費對增長的貢獻顯著上升。

在回顧2016年經濟增長和結構變化中，可看到政府政策發揮了重要作用。不管是基礎設施、房地產還是汽車消費都沒有離開政府“有形之手”。更長遠的回顧中，政府政策調控使得經濟出現3年-4年的短周期波動態勢。一定意義上，我國短周期運行，即所謂的庫存周期或基欽周期，呈現了政府周期性干預的特征。

以房地產市場為例，從全球金融危機的政策刺激到2016年國慶前后的全面限購，整個房地產市場呈現出了3年-4年左右的短周期運行態勢，成交量隨政策調整而出現了周期性波動，房地產價格在政策調控之下呈現波動上升的趨勢，2016年的政策放松則使得一線城市房地產價格出現快速上漲甚至泡沫化，迫使政策方向在短短半年就發生逆轉。

2016年以來，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相關部門較為強力地推進政策，一定程度上緩釋了供求的扭曲程度。但是，部分政策亦衍生出新的難題。去產能過程中，2016年3月底煤炭企業被嚴格限定為每年276個工作日，但是，9月后就開啟煤炭供應二級響應以至一級響應，部分煤企被增加至330個工作日，企業如何在短期內應對政策的“變天”。被認為產能過剩的鋼鐵行業其初鋼產量則在去產能中創出歷史新高。

經濟運行中最為核心的變量是產出和價格，而其變化的潛在影響是兩個機制：一是需求曲線與供給曲線的相對變化，二是政府政策的相對變化。這兩個機制的本質就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引導作用的平衡。從過去三個短周期的經濟運行中，政府政策的作用似乎是在強化的，這不僅使得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發生了移動且斜率也出現了顯著的變化，而這反而會制約未來政策的空間。

經濟穩中求進目標的實現，不僅需要依靠政府的引導或干預，更需要強化企業的市場經濟主體地位和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功能，少用行政干預、多用市場手段，少用全領域、全鏈條、全覆蓋、項目式思維，倚市場、抓重點、攻要害、重機制，強化核心約束環節的“解困”，強化宏觀政策的針對性、合理性和穩定性。頻繁變動的政策不是好政策，無助于實現穩中求進的經濟目標。